司马迁的太史公传承

时间:2015-08-18 07:16 点击:

摘要]史佚的“天子之言”说出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盼。之后,人们将其转化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定式,把君主行为变为对君子的要求。

司马氏是周太史之后

众所周知,《史记》位在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因职务上的方便,广泛接触古今典籍,继承他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能言六家要旨之短长,有志于对于历史论述的长处,官至太史令,最后写就了《史记》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起初,他把这一著作称之为《太史公书》,说明它确实是由“史,记事者”引发的,遂把这一著作称为《史记》。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只有史官才是编写历史的,所以,司马迁理所当然地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史官。

其实,记载过去事迹的书籍称作《历史》,记录过去事迹的人被称为史官,中国古代设置史官要早得多。有文献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有人统计约有三十九种六大类,是涉及各个部门的一项繁杂事务工作。比如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称作史官。总之,史官是中国古代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统一指挥,有序工作,在这些史官中,设“大史”一职,为“史官之长”。“大史”就是“太史”,所以“太史公”格外受到重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谈及自己的家世,以及当任史官的历史。他说自己家族从颛顼时就任主天之官。“天官”就是“史官”。“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继续天官的事业。只是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时,开始设“司马”一职,这时,黎氏就“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是夏官卿,专门掌管军政与军赋等兵部事宜,开始不掌国史,丧失了掌管“史”的权力。之后,司马氏的后人“去周适晋”,跟随国君在卫、赵、秦等国征战,多次荣立战功。至西汉时,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为汉市长”,他的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时才恢复了太史公的职务。

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的泣语。此时,司马谈由于身为太史而未能参与汉初的封禅,心情激动,悲生愤怒,他对司马迁说及司马氏家族“世典周史”,嘱咐司马迁承继周太史事业,并要以孝扬名于世外,同时重点强调了“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那么,司马谈为什么要强调司马氏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而这个“周室之太史”又指的是谁呢?

史职一脉相承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中对此作了回答:司马氏是周代史佚的后代。司马谈说的周之太史就是指史佚。

原来,史佚最早叫尹佚,是周文王之子伯邑考的儿子。起先他一直负责典司天地和祭祀的工作,子孙后代也就继续守着这一官职。

西周建立前,周王向师氏和尹氏两位将军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率军东征,师氏与尹氏在征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尹佚作为周王重要的随从,不离王的周围,随军出征,并参与军事活动,为建立西周王朝,使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立有战功。征服商朝后,他在祭天大典上,历数纣王种种罪行,册告皇天上帝周人为什么要伐商,最后宣告周朝受天之命,来经管这个国家和民众。

尹佚为人严正,经历了周朝的文、武、成、康四朝。他“博闻强记”,能承“天子之遗忘者”,这在没有纸张记录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才能。因此,他成了周王的近臣。之后,周成王命尹佚与南宫一起掌管周朝的九鼎宝玉。在展示宝鼎典礼上,周成王立中听政,周公在前,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尹佚在后,形成四大臣共同辅政的“四辅”局面,场面非常壮观,人称为“四圣”。

尹佚任职期间尽职尽责,能为周成王提供咨询,帮助分析政情,做了不少好事。有一次,尹佚以桀纣亡和汤武兴为例,规劝成王节制民力、爱惜百姓,要言而有信。并认为善之则臣,不善则仇。作为君主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才能行政。这些发自肺腑的建言献策,自然会引起周成王的重视。

同样,司马迁传承了太史公的职能,凭借他年轻时有过多次远行的经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机会接触民众、倾听民众的诉求,并结合自己的身世和感受,把这些成果转化在他著书立说的源泉中。

司马迁的太史公传承

《史记》(图片来自网络)

《史记》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标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倾注了司马迁的满腔热情。《平准书》中记述了汉兴七十多年来的繁荣与兴盛。他从社会经济繁盛发展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腐化和贪纵,看到了国家富庶中存在着的衰耗,这种盛中观衰的历史价值有其普世意义。《货殖列传》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它论证了财富与道德的关系,说明财富对于政治、道德有着重要的作用。《史记》中还特别把人心向背作为考察的重点,其中明确提出,秦时“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因此,“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找到了陈胜等这些平凡小人物发迹的原因,也从他们身上体验了对于人生、对于世事、对于历史的感悟。

从君子一言到一家之言

尹佚能尽到一个史官的职责,还能及时纠正与监督帝王的行为。《史记·晋世家》和《史氏受姓祖图总序》中都记载了一件与此相关的史事:

成王与弟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戏曰:“吾以此封若尧。”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乃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这个天子无戏言的故事说明作为太史公的尹佚秉承史家传统,感于直言,办事有据、说话有理,在周成王分封叔虞为唐侯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君王的话非常重要,国君的话不是玩笑,言则成为历史,则必须兑现承诺。

尹佚因与周公、召公、太公“四圣”辅佐成王有功,按周朝规定应以功受封。于是,成王就封尹佚于洛阳,以原有的史官、太史的通称,尹佚就成了史官之首为太史公。与此同时,周成王又把“史”字专门赐姓给尹佚。自此开始,尹佚以官为姓,改称为史佚,史氏家族全体成员也就开始以官为姓,改称史氏。

时光在变,作为太史的史观追求与理想不变,之后,史佚的子子孙孙事业上继承祖业而成为太史,行动上史家秉笔直书的风格却一直没有改变。

应该指出,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太史公史识更是在西周时期史佚的太史公史职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的。

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直言为李陵辩解而触怒武帝,被捕入狱,遭遇侮辱。他以史家的特殊性格,学习“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精神,敢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著书立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在《史记》中常以“今上曰”“上以为能”“上所欲挤者”“上所欲释者”的口吻,直接对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和武帝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不屈不挠、不惧死,敢于冲破因循守旧的风格,正是史家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反映。

由此可以看到,史佚的“天子之言”说出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盼。之后,人们将其转化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定式,把君主行为变为对君子的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人们思想境界的高尚。到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史家主体对于客体的期许。司马迁通过史书加强对于行政的监督,要求他们成为治理与行政的明白人。诚然,这种督察的本质是爱护,其目的是希望社会与政治能清明起来。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君子一言”与“一家之言”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言九鼎体的表述承载了史家对于历史的承诺,承诺就要兑现。所以,司马迁是承继了太史公作风的,但是,他又大大发展了史家的作为,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史官理念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文/张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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